文/新浪专栏 观察家 鄢烈山
9月27日在北京举行的“贿赂案件的刑事辩护”论坛上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透露，“收受礼金罪”已经写入刑法修正案(九)草案：规定国家公职人员，收受他人数额较大的礼金，无论是否利用职务之便，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利，都可能涉嫌收受礼金罪。
据称这是为了打击官员变相受贿，因为现行刑法对受贿罪入罪门槛较高，已成为反腐中打击贪官的法律障碍，而官员受审时也多以收受的是礼金，并没有为对方谋利为由进行辩解。
以前在讨论修改刑法时，也曾有人提出设立“收受礼金罪”。由于顾忌将“礼尚往来”的行为入罪，可能扩大反贪的打击面，显得“过于苛刻”，不仅没有设立这个罪名，反而将“为他人谋取利益”作为受贿罪构成要件，以排除没有直接利益交换的所谓“人情往来”。结果在司法实践中，那些大肆借收礼敛财的官员，要么只受到党纪、政纪处分，要么只能以“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”判很轻的刑。这也是败坏吏治的“送礼”行贿之风蔓延不息的原因之一。
我非常支持将“收受礼金罪”写入刑法。这不仅是因为我国已加入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》，而这个公约里受贿罪并没有“为他人谋取利益”这个构成要件；也不仅是因为我们在高喊对腐败“零容忍”；我支持的更重大理由是，这样可以“解脱”绝大多数被迫卷入“送礼”行贿的干部和群众，为官风民风和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创造基本的条件。
请看新华社9月4日报道的这个典型案例：安徽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受贿1900万终审被判无期徒刑，给原县委书记送礼的80多名官员被免职，其中包括数名县领导班子成员和近20名乡镇党政“一把手”。办案人员介绍，萧县“干部送礼”有四大特点：一是人数多、涉及面广；二是多集中在过节、婚嫁，以“人情来往”为名；三是次数多、时间跨度长，有些人“年年送”；四是“半公开化”，年节送礼成惯例，不少干部送礼时“成群结队”。
在这样的地方，说官场“鲜廉寡耻”一点也不过分。但是，我相信给毋保良送礼干部中，固然不乏“联络感情”谋求关照的，而大多数干部送礼，只是“从众”、“随俗”，乃至如“拜火神”求个“舍财免灾保平安”。
试想，如果“收受礼金”入罪(入罪的金额设定应该不大，比如100元人民币)，哪个官员敢公开收礼金？“收受礼金”不合算，风险大收益低，有贪心的官员也会舍弃这条途经敛财。
这样一来，虽然谈不上弊绝风清的治本之策，但对于深陷送礼还是不送的“应酬”泥潭中的大多数干部，不是一种如释重负的“解脱”吗？而大多数干部的“解脱”，对于改变“逼良为娼”的大环境有着重大的意义。至于如何杜绝那些想“买官”者秘密送重金，那是另一个问题。
相关报道说，“全球至少有92个国家出台了禁止违规收礼的法律法规，美国一些州立法禁止向公职人员赠送任何礼品，连一杯咖啡也不允许。”据9月19日《南方都市报》报道，港人张绍楚2011年曾向超市职员派“利是”(红包)1600港元，获取职员提供奶粉情报并预留奶粉，被法院裁定向代理人“提供利益罪”；收受礼金各500港元的职员胡家强和刘冠雄以及收受200港元的林国辉，也分别被判监禁3个月和2个月(缓刑)并罚款。我希望我们禁止向公职人员送礼的法规也这么严厉。
注意，“收受礼金罪”适用的是所有公职人员，即凡是掌握公权力的人，不止是领导干部，也包括“不给好处不办事，给了好处乱办事”的公务员，包括教师、医生等公职人员。像中秋节期间热议的那个逼学生送礼的老师，那样的风气，可望得到法律上的整治。
2014/9/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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